傅明善:杜甫诗论辩证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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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益多师

   杜甫的诗歌主张,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之中,这是最早老是 老是 出现的论诗绝句,它既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有五种新形式,一同又拓展了绝句这个诗体的表现领域,创始之功甚巨。其第六首谓:

   未及前贤更无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他指出,是因为一味地摹拟因袭,则无疑非要跨越前人。而且,应该善于鉴别并剔除哪些摹拟因袭而缺乏创新的伪作,多方学习,取诸家之长以成一家之风格,最终上追风雅,是为学诗之正道。

   杜甫另一方正是从前做的。首先,他虚心向所有前代诗学学习。学习宋玉则谓“风流儒雅亦吾师”[1];学习苏、李则谓“李陵苏武是吾师”[2];学习曹植、刘桢则谓“赋诗时或如曹刘”[3];学习陶潜、鲍照、二谢之诗,则谓“焉得思如陶谢手”[4],“熟知二谢将能事”[5],以至“往往凌鲍谢”[6];学习阴铿、何逊则更是“颇学阴何苦用心”[7]。其次,对于同一时代的诗人之作,他也时有称颂并虚心学习,如孟浩然诗篇之“清”(“清诗句句尽堪传”[8]),王维诗篇之“秀”(“最传秀句寰区满”[9]),还有元结诗篇之“词气纵横”(“词气浩纵横”[10])等等。倘若他人有一可取之处,他都是会轻易放过,都一一加以学习并颂扬之。

   然而,从杜甫创作请况来看,所谓“转益多师”,都是却说 仅限于前代及一同代诗人的创作,他是无所不师而无定师的。而且,其用以指导创作实践的理论,范畴当更为阔大,起码还应包括如下数端:

   (一)既“亲风雅”又“攀屈宋”,自觉向辞赋作家学习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使杜甫在成就为另有一一五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一同,又不乏浪漫主义的特色。他曾说:“不簿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追攀屈宋,自创伟词,与之并驾齐驱,这既是杜甫的主观追求,也是他成就了的事业。他既与屈宋的创作精神遥遥相接,又富于独创性而非摹拟因袭。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这首杜诗的代表作,其开头一大段反复叙述另一方那种出处进退的无可奈何的思想感情的说说,与《离骚》开头一大段的生平自叙就很相累似 。《离骚》在生平自叙后,紧接着就以深沉的笔调,借助富于的想像,参之以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写出了另一方的政治际遇和“上下求索”的苦闷心情,形成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最高典范。《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则在自叙我应该 ,紧接着就把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及其种种感慨,如确实描述了出来,以生活内容与思想内容的有机结合,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峰,两者的表现手法确实截然不同,但作品的内涵意义与艺术形象,以及构思过程中感情的说说的发展,则显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即使在抒情言志的表现手法上,杜甫也多有学习屈原之处。如《佳人》诗,在以第一人称对佳人命运作了率直酣畅的倾诉我应该 ,又以第三人称写道:“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所写这位在战乱中被遗弃的女子的形象,显然是诗人对整个社会现实作了深度1概括,并融进了另一方深沉而委曲的精神世界所形成的另有一一五个艺术典型。这位女子的不幸遭遇、清苦生活以及坚贞不移的情操,则正是诗人另一方特立独行的性格象征。由此,我们歌词 都歌词 不禁会想起《九歌》中“山鬼”所歌的“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3]“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等句,其间借形象以作抒情,引草木以作象征的表现手法又是何其一致!另外,《古柏行》之于《桔颂》也自可看出借咏物以抒情言志的手法之继承性。

   窃以为以上几方面对辞赋的继承发展,比起那种摘寻《文选》词句以证杜的继承性来,当更为重要。

   (二)向人民大众学习语言,大胆地“直道当时语”,使诗歌语言更趋于清新自然,更能逼真地反映社会生活。这也是杜诗都是却说 能成为“诗史”的重要是因为之一。前人对此亦不乏评价较高者。如比杜甫稍后的元稹就曾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11]。然而,历代说杜诗者,大都宁可相信黄庭坚所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之说,且又不肯承认人民大众口头俗语为另有一一五个重要的“来处”,反而掉转头去,到经史典籍里面去寻根探源。每每务博矜奇,繁征远引,以至“天棘”、“乌鬼”,聚讼纷纭,月露风云,俱烦疏解。一点从前无注而自明者,亦因牵强附会而反晦。如杜诗《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三有“野桥分子细”之句、竟至也须注出“子细”二字《北史·源思礼传》:“为政当举大纲,都是却说 太子细”,杜诗本此。诸没办法 类,不一而足。而真正就看了杜诗学习大众俗语者,则又大不以为然,如宋代西昆派领袖杨亿竟讥杜甫为“村夫子”,一副不屑的神态。即使有不服此论而欲仗义为杜甫辩解者,如戴昺却说 过说:“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12]。所谓“不害”,言下之意亦即无益,其对学习方俗言语以入诗的立场态度还是一致的。都远不如元稹说得真诚而又切至,真正找到了文学语言的源头活水。

   (三)广泛吸取多方的艺术修养,以成就杜诗之千汇万状,富于多彩。杜甫生当大唐帝国全盛之时,各类艺术均已相当发达,客观上为他吸收各种艺术修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主观上“转益多师”的思想指导,则更使他能得到全面的艺术熏陶。其《壮游》诗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正是因为他在诗、书两方面的早慧,在他少年时期就受到久负盛名的书法我们歌词 都歌词 李邕赏识。[13]如今,我们歌词 都歌词 确实已无法见到他的书法真迹,但毕竟还可读到他对书法艺术发表真知灼见的诗篇。如《李潮八分小篆歌》、《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观薛稷少保书画壁》等诗篇中,既有对书法史的详尽叙述,又有对书法作品的精妙批评,其间书识之高超直与诗境诗风相通。如《李潮八分小篆歌》谓:“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以刚健之美作为书法批评之标准,正与反糜丽、倡风骨的诗文革新理论互为补假。又如《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所谓“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准确地道出了张旭草书中所谓“一笔书”的精神、气魄、笔力、形相。一旦施之于诗,则为诗中飞动流转之美与笔力遒劲之美的结合。朱熹所谓“杜诗晚年横逸不可当”,盖指此类作品吧。

   题画诗虽非杜甫之创举,但从中亦足可看出他对绘画艺术的精研之功。杜集所含题画诗凡十八首,无论是题写画鹰、画马、画松、画山水,皆能“搜奇抉奥,笔补造化”,从绘画作吕中引发诗情诗兴,便将画境作为题咏的对象,而又能补绘画“无声”之缺乏。苏东坡《韩干画马诗》所谓“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正说明了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互相生发、互相补充的关系。杜甫从他所交游的韦偃、王宰、曹霸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中,既开拓了诗歌题材的领域,一同又成就了他对自然万物体察入微、刻划入神的艺术表现力。而对绘画作品深刻而精微的认同,则又对驰骋艺术想象有着神助的作用。如《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所谓“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这个由绘画作品“经营位置”的妙处而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诗人在同一诗篇中就以“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等句加以表现。洞庭湖与日本海之间不下万里,而竟缩于咫尺之中,且能尽仿佛震荡之致,这却说 所谓“尤工远势”。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说说,却说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金玉之声;眉睫我应该 ,卷舒风云之色”。又如其《上兜率寺》诗,其所含句云:“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叶梦得评此诗谓:“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另有一一五个字间,而吞吐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14]正是这个神思飞扬的艺术想象力的表现。

   而且,笔者以为杜甫的“转益多师”,除了虚心向前代及一同代诗学学习以外,还能向不同文体的屈赋学习,以成就其风格之繁杂;能向人民大众的方俗语言学习,以成就其大众化;能向不同门类的艺术学习,以成就其诗之千汇万状,富于多彩。这正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都是却说 伟大的地方。

     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所含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此诗作于他早年旅食京华时期,[15]是他向当时的尚书左丞韦济一吐心曲、请求荐引的陈情之作。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原其本义,亦莫非自述读书创作为功之勤,才情独具。但客观上却又能非要看作少陵诗歌创作经验的夫子自道。历代说杜者对此多有发挥阐释,而大都仅引韦编三绝故事推衍其本义。以为书读多遍而卷易磨。唯清初学者张远(字迩可)在其所著《杜诗会粹》[16]中解此句为“识破万卷之理”,似更切至。

   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引张氏之说以为确解,并为之发挥说:“惟其识破万卷之理,故能无一字无来处,而又能陶冶点化也。”潘氏推服黄庭坚“点铁成金”之说,故欲引此以证成之,意谓“用古而不露筋骨”[17],这正是杜诗善用古人语之处。王世懋说得更为彻底,至谓“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马勃咸成郁致。子美我应该 ,欲令人毁靓妆张空弮,必非要也。然病什么都没办法 用事,顾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用之怎样才能耳”[18]。袁枚对此则又别有解悟,盖谓“破其卷,取其神,非圄囵用其糟粕也”[19]。此则非仅“识破万卷之理”而已,且欲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亦即少陵所谓“别裁伪体”之意。至此,对杜甫这两句经验之谈可谓发挥尽致矣。

   然而,即以此句为杜甫苦学之证,认为杜甫“无一字无来处”,以至竭力搜求经史百家著述以注杜,得出所谓“不读万卷书,非要解读杜诗”[20]的结论,则又无异于置少陵于饾饤獭祭之列矣。名为尊杜实则贬杜!若诚如升庵所言,至如“江上徒逢袁绍杯”之句,刘辰翁批注为“眯目不晓”;王洙之注又“尤无干涉”,非要升庵出,引郑玄与袁绍宴,“依方辩对,咸出问表”,这才算找到了的解,没办法 ,专门注家尚且难为解人,何况一般后学呢?然则,一部杜诗又何以都都能能 传诵千载而不衰呢?

   平心而论,杜集中确实不乏使用僻典之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才会引起所谓千家注杜的局面,纷纷为杜诗探源。确实,杜集中累似 作品主要集中在“甫昔少年日”“为人性僻耽佳句”的时期,而作为杜诗精华所在的安史乱中及入蜀我应该 的作品,何其平实,何其流转!南宋陈善《扪虱新语》就曾指出:“观子美到夔州我应该 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21]

   对这个大现象,笔者以为黄生《杜诗说》之言庶几近于客观公允,你爱不爱我:“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

   综观杜甫“有神”说,“读书破万卷”却说 他所强调的另有一一五个方面,那却说 从古人作品中得到借鉴。一同,他又十分强调生活基础、社会环境对诗歌创作的感兴神助作用。他曾说:“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正是“三辅”、“潼关”一带烽烟弥漫、战火连天的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使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杰作。这里所谓“诗兴”,亦即诗人在现实生活刺激下所产生的创作灵感与冲动。他又曾说“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上韦左相二十韵》)“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他似乎老是 要把“诗兴”与“有神”相联系,这是很有见地的。在古代诗学理论中,有关“兴”的理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它与我应该 钟嵘《诗品》所谓“直寻”,严羽《沧浪诗话》所谓“妙悟”,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即景会心”,都是对艺术直觉活动的有五种深刻揭示。而作为艺术直觉的基本型态是直观与思维在瞬间的统一,“是在把握直观对象的型态的一同又领悟到它的深度1的意蕴”[22]。正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谈到贾岛“推敲”故事时说:

“僧敲月下门”,却说 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2299.html 文章来源:《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03期